2018,少数民族文化与经济演绎双重变奏
发布时间:2019-01-07
来源:国家民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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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文化和旅游的行政管理部门在2018年合二为一了,这在民间引发了一轮关于“诗与远方走到了一起”的话语狂欢,似乎显示出一种时代性的诗情泛滥。但文旅融合元年的初步进程,却远非一派诗吟远方的简单浪漫,而是呈现出文化更加深刻细微地淬变成资本要素,投入于经济运行,进而演绎一台宏大时代交响的多重变奏。这一过程也就顺便印证了布厄迪的观点:假如没有文化的大规模介入,现代经济已无法只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活跃。

2018年的“诗与远方”话题因此隐喻了文化在21世纪的走向——文化还执守在哲学意义的上层建筑之内吗?不!它早已突破上层建筑的孤峭城堡,而下潜于经济基础之中,成为其中最活跃的因素和部件。正如当下——当大众旅游时代出其不意地到来,当旅游业跃升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以国家意志完成旅游业的新一轮升级改造就迫在眉睫。升级改造依靠什么?文化!所以,文旅融合,实际上意味着旅游经济对于文化的一次历史性的大规模征用。

2018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文化和旅游部成立后的第一个文件《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作为国家战略高调出场的“全域旅游”,导演的是一出重塑国土形象的恢弘大戏。它以“全域”为关键词,融合的是工、农、林、海洋、交通、气象等行业,构建出一个崭新的空间形象,利用的则是时间资本,即在时间长河中积淀下来的地域性文化传统,用文化为空间赋魂。所以,文旅融合,实际上又意味着文化对于经济的深度潜入,是时间对于空间的重塑。

这是观察2018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现象的必要视角。

一、“诗与远方”的同行及其后果——文旅融合的2018效应绘制“诗性远方”的神来之笔

世界那么大,怎样才能成为旅游者的远方呢?换句话说,用什么样的诗,才能形塑诱人的远方?旅游业激烈竞争的潮头,已浪舔民族地区,过去让旅行者沉迷陶醉的民族歌舞以及在村寨里循环上演的节庆表演,正在让人们产生审美疲劳。

2018年以“全域旅游”战略为契机,民族地区对于新型旅游资本的构建下潜到了一个新的文化地层,纵深开掘的对象是以往那些被认为不容易开发的领域——体育、美术、音乐、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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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第三届甘肃陇南文县藏族白马人民俗文化旅游节上的“池哥昼”表演。肖静芳 摄

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围绕曲棍球、搏克、马术、射箭等资源,重点打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综合化、集群化产业价值链;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以农民画为载体,致力于塑造“画乡”品牌,力图引导旅游业从“观赏式”向“体验式”“融入式”转变;四川省发布《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四川区域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宣布将深度利用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资源,在省内3个自治州分别打造红原雅克音乐节、康定情歌音乐节、凉山火把音乐节,建设音乐小寨,推进音乐与地方科技、农业、教育、康养相融合,同时还将依托人文与自然资源,开展国际性摄影活动,建设世界级摄影基地……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在构造旅游资本的过程中,先是发现了节日这一最喜闻乐见的一旅游资源;此后又发现了饮食、歌舞、工艺等,2018年则焦点式发现,体育、美术、音乐、摄影文化遗产是带有历史深度气质的文化积淀——对于这些带有时间资本性质的遗产开发,成为绘制“诗性远方”的神来之笔。

当然,这一切都标识着旅游业对于民族文化的挖掘又触及到了一个新深度,同时也意味着民族文化深层资源对于旅游业的重构也在2018年到达了一个新深度。

用一首诗标志一个远方,就像在每一个远方的胸口佩上一条色彩各异的彩带,让这些彩带随风飘扬起来。全域旅游最重要的排兵布阵策略,是形成“各具特色、差异化的”地方旅游业格局;通过创建具有区域性IP特点的个性化地域形象,形成结点,进而编织、拉紧全域化旅游的网络,从而在国土上绘制一张最新的旅游业版图。

因此,文旅融合必将旋紧一些铆钉,以固化文化遗产与地域的关联,使文化遗产获取对于地域形象的标识权和全面的代言资格。当然,这有可能带来文化遗产在某些地域里的漫溢与铺张,使某些文化遗产全面接管地域性IP形象的管理与经营。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正在迎来一个重新标刻国土形象的时代——一个以文化遗产来标画国土版图的时代。

2018年显著地呈现了类似景象。此年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更加密集了热贡艺术在全国各地的巡展步伐,更加锁定了热贡艺术与黄南州的形象关联。扎赉诺尔是呼伦贝尔盟的一个小辖区,在2018年高调举办了“首届扎赉诺尔国际论坛”,汇聚国内外权威专家深度论证历史与现实中的“扎赉诺尔文化”,旨在有力地赋予“扎赉诺尔文化”在地域形象标识方面的能力。

一个名叫“马蜂窝”的旅游调查机构发现:2018年国内传统景区搜索热度上涨了56.3%,但具有IP属性的景点涨幅却达到了135%。“IP旅游将呈燎原之势。”马蜂窝宣称。所谓IP旅游,就是对具有高度可辨识度的“远方”的抵达。

2018年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7县(市、区)的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聚首忻城,就突破行政区划的制约,筹建“桂中山歌文化旅联体”进行磋商,达成了“在各自地域内打造特色,区分不同的功能定位,形成互补,去同质化,形成闭环性线路”的共识,以此打造“桂中山歌”形象化代名词,让游客一想到桂中山歌就想到“旅联体”。

这是一个典型事件——突破行政区隔,以文化遗产构建全域旅游的新版图,在域内强化各自的特色标识,避免同质化竞争,就像在各家门口都树起一面不同的彩旗,最后形成一个旌旗飘飘的阵列,共同标识出一个具有强大气场的“远方”。这就是文化遗产正在经历的新一轮“集约”,通过资源再整合,强化地域性文化遗产的可识别性,提升文化对于地域形象的标志能力,最终形成新的文化版图。

2018年,中国人的假期全面演变为一场场对于“远方”的壮观迁徙,显示出一个流动性生存时代的到来。文化遗产正在不可避免地转变为以围绕人类的流动性生存状态为轴心、服务于人的文化消费的一种新形态,迈向强化其可识别性、可标志性、可展示性的新形象,并进一步强化其资本性。这将促使文化的存在方式、传播方式、传承方式,都发生转型。这样,“诗与远方走到了一起”的话题,就像一支彩笔,看上去很细很美,但一下笔,就力重千钧,落在古老的文化结构图上,要重新绘制它。

二、“遗产本体+人=遗产”——民族文化产业的新风向

2018年11月传来消息:中国藏医药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本年度中国唯一申报成功的世界级遗产项目,表明在参与角逐世界级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桂冠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仍然是一个储存丰盈的宝库。2018年10月,“第四届文化遗产思辨研究国际会议”在中国举办,汇聚了40多个国家的460多名学者,集中讨论“重新理解遗产的本质”问题,会议揭示出国际遗产研究的新风向:不仅要关注遗产是什么,更要关注遗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不仅要关注遗产的本体,更要关注人与遗产的互动,即“遗产本体+人=遗产”。

2018年的中国遗产实践,从现实层面充分印证了上述理论思辨的合理性。2018年,中国政府为“非遗”赋予了新一轮历史使命,就依托非遗以带动乡村振兴、精准脱贫出台了更具操作性的政策。2018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关于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通知》,指出各民族传统工艺具有“扶智”“扶志”作用以及带动贫困劳动力就近就业和稳定增收的独特优势,支持各地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同时发布的第一批“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地区名单,全部落脚于十个少数民族聚居地。非遗扶贫,民艺兴乡,2018年因此强化了乡村振兴与文化遗产复兴的同构关系。在政府主导下,“非遗”正以狠、稳、准的姿态,显示出对于贫困人口的解救之力。

一切都在表明,“非遗”这种事物,在中国的现实社会里越来越淘洗出它曾经隐蔽的含义:它决非过去式,而更多地指向时代和当下,指向经济民生……此一年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与特色小镇建设在文化产业矩阵中继续保持热度。而在打造“特色化”的工程中,“非遗”无疑是最具应用价值的一种工具。在此过程中,“非遗”正在完成从一个本土地域性生存空间向服务于“他者”的文化体验空间的转变,这是非遗的“变脸”; 与此同时,“非遗”也将从单一的文化概念,被构筑成融汇了观念与形象的立体文化展示与体验场景,这是非遗的“变身”。

2018年,文化产业的新旧动能转换迎来一个新节点。在这方面,“非遗”继续提供着看上去很美的动力资源。此年间,金融、科技等元素与民族地区进入更亲密的新一轮洽谈与协商,寻寻觅觅的资本则以更老练的姿态抓取投入民族文化产业的项目与契机,由此迎来了2018年更具精准性、系统化的民族文化产业化开发局面。

此间,IP是一个需要被格外关注的词汇。什么是IP?据说,IP经济在2014年后突然“像病毒一样”爆发后,如今连菜市场大妈都学会卖IP讲故事了。但人们有可能在2018年依然对它莫衷一是,以至陷入新一轮迷茫和争执。但本年度以IP形象登场的一些民族文化事象,有可能提供理解IP的新案例。湖南江永瑶族女书正在酝酿出一个融汇女纸、女书、女巾、女扇、女红,以及女书博物馆、文化园、文化研习场、文化主题酒店、文化特色民宿、文化特色餐馆等的产业集群,显示出一项古老神秘的文化资源在被进行IP想象后所爆发出的“洪荒之力”。

2018年春,一个名叫“一根火柴”的品牌策划团队,为哈尼梯田核心分布地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完成了以“哈尼哈巴”“哈尼原生”为IP标识的商品集群设计,成功向外输出梯田农产品。此举则告知我们:即便如哈尼梯田这样的世界性超级文化IP,也还需要现代商业IP的策划与标识,才能释放出它们对于当下与未来的可能性。

此外,2018年度还奉献了一些未加防备的IP新文本,比如“乡愁IP”概念。“从乡愁文化资源提取乡愁文化价值,通过乡愁文化商品实现乡愁文化产业,最终打造全产业链的乡愁经济生态……”乡愁IP概念的创始人这样阐释。这个奇异概念的最新出炉表明:在当代,一切都有可能演绎出资产性,不论是最古老神圣的文化,还是一种最纯朴的情感与情绪。

三、创意为王与新造物实践——民族传统工艺的再生产模式

2018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383个传统工艺项目入选。上榜项目重点考虑了“一批具备传承基础和生产规模、有发展前景、有助于带动就业的传统工艺”,并“适当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的项目倾斜”。这表明:国家振兴传统工艺的价值导向,被确定为:将其重新植入当代经济发展链条之中,并成为具有较强带动性的一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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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新屯街道新屯村传承着布依族织绣文化。肖静芳 摄

显然,传统工艺不会自行释放出这种神奇力量,除非经过一道神奇工序。什么工序?现代设计!在经过近两年的实践检验后,现代设计对于传统工艺的拯救功力让人信服。截至2018年,政府支持相关企业、高校在民族地区设立的5个传统工艺工作站,共研发出1000余种走进现代生活的实用产品,经过“现代设计+传统工艺”而生产出的产品,让媒体惊呼:“非遗即生活!非遗是以更美、更精致的方式生活!”经过“创意为王”的设计转化,传统演变成了时尚。设计在这里所担当的角色,就像一个“救世主”,或像一项点石成金之术。

但现代设计与传统工艺的叠加并非只使后者受益。事实上,传统工艺为现代设计带来了灵感,为之赋魂并使之成为经典,从而摆脱流行文化的浮沫形象。所以,两者的相遇,应被理解为一场由时代作媒的天作之合。而这样一场在政府引导与推动下形成的当代设计运动,事实上已经促发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化效应,使民族传统工艺形成了文化再生产的新格局——

其一,现代设计的介入促成了一场对民族文化符号与纹样的大规模整理和提取运动。曾经,文化符号与纹样整理只是学者的需求,然而此番对符号与纹样的觅取热潮,却来自企业的兴趣——因为符号与纹样已成为传统工艺投入再生产的基本要素;没有它们,再生产就会因缺少核心原料而难以开工。

2018年度“依文·中国手工坊团队”宣称自己在贵州已经搭建起了拥有4000多个纹样的中国手工坊数据库。依靠这一个数据库,依文团队在众多品牌设计机构中,底气十足地建立起了一个囊括20多家时尚机构和设计师的“中国手工艺联盟”。如今,来自全球的知名品牌及知名设计师都在使用依文·中国手工坊的纹样。北京联合大学的王亚楠教授声称已经搭建起了拥有6000多个民俗图案的“藏族白马人图谱数据库”;2018年2月,基于这些图案的首个藏族白马人文创大展在北京举办,并计划前往英国展出。对于现代设计而言,电脑里储存的传统文化符号,就如同赢得竞赛的核心密码。而提取文化符号的工作在过去几年虽然已耗去众多团队的时间和精力,但因为它越发显示出其重要性,2018年的文化符号提取队伍正在变得庞大;其间,获取符号化提取过程的知识产权和版权,成为角力的关键点。

其二,现代设计的介入使传统工艺的再生产表现为在各种“跨界”之中进行的过程。来自东部以及更远的海外设计师在2018年把跨界设计的空间距离,拉得比以往更远——似乎人们相信生物嫁接与杂交的优势,也可以注入到人文创新的领域。据说在依文·中国手工坊创立的设计平台上,远在巴黎、米兰、伦敦的品牌设计师常与贵州大山里的绣娘“一对一”合作。人们似乎更加坚信,空间距离能够滋长文化再生产的活力。

与此同时,一批年轻的非遗传承人,已经树立起自己与现代创意设计“无缝对接”的文化自信与乐观情绪。这种乐观弥漫于2018年民族工艺设计领域。而“跨界”这个词由此突入文化传承的链条,表明在传统工艺的当代再生产中,不再有独立的单一主体。可以想象的是,当年轻一代的非遗传承人完全接过了非遗发展的接力棒后,他们对于跨界与融合的态度,将演化出文化传承链条上的新图谱与新形态。

其三,现代设计的介入已缔造出新的造物规则与伦理。2018年2月,“独龙族彩虹织物展”在北京开幕时,观众看见的独龙毯,已非独龙江畔存在了漫长时光的那一种织物。Klee klee品牌设计团队改变了独龙毯的传统材质与样式。虽然看上去还是独龙毯,但它的确已是一种新造物了。然而,当新独龙毯回到家乡,独龙族妇女却欣然接受了它,并组建生产合作社加以织造,新独龙毯得以进入现代家庭成为高端家居用品。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据说,在一个羌绣传承人培训班上,当老师拿出全新的材料——皮料时,许多传承人不敢伸手去取,但杨三秀却毫不犹豫地接过了皮料,于是皮料上的羌绣就诞生了。后来,因为以前几十元钱的羌绣布包卖不掉,而定价450元的羌绣皮包很快销售一空,导致皮料羌绣成为被羌寨妇女欢喜接受的新造物。

新的造物出现于传统文化的当代再生产流程中。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新造物不再完整地承载传统工艺原来蕴涵的那些文化信息——礼制伦理、名物习俗等等,也改写了传统工艺所蕴有的地域性和历史性,挤压了传统工艺所包含的民族精神和思维方式;这样,与现代设计融合而实现的文化再生产,就显现出文化价值流失的代价。这显然是一个当代文化难题。正是因此,“传统工艺的新价值体系的构建”成为2018年的一个新命题,被相关学者提出。在学者眼中,它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命题,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战略问题。

四、传统的复兴与新民俗的生长——文化传承的新景观

2018年我们看见以各种方式复活的民俗,以及以各种途径复兴的传统。一些呈现出显著复兴态势的民族文化如侗族大歌,令人欣喜地表现出它正在延续基于自身文化逻辑之上的文化传承——新的侗族大歌在一些艺人手里创作出来,它们正是历史上侗族大歌发展脉络的一种有机延续与自我创新。在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侗族大歌比赛中,从古稀老人到总角小儿,近千人借此机会大展歌喉,侗族大歌在这里成了人人追捧的艺术……

民族文化的复兴之势,还表现在另一些现象之上,如蒙古族马文化。据报道,近两年,每逢新学期开学,身着蒙古袍、骑马上学成为蒙古族少年生活中一件具有重要仪式感的事情;在草原上,将马作为蒙古族文化符号来蓄养的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以前被随手放在门外的马鞍,现在成为艺术品登堂入室,很多蒙古族家庭都摆放着镶金镀银的精美马鞍。

在民族文化复兴过程中,新媒介与新技术正在扮演重要角色,比如动漫或电子游戏。2018年7月,融合满族多种文化元素的《尼山萨满》游戏在上线后获得9.8高分,登上苹果手机应用商店的推荐首页。事实上,《尼山萨满传》是一部承载了萨满教教义、仪式以及满族先民生产生活习俗的宗教英雄史诗,而这笔文化遗产凭借一款游戏在2018年出其不意地火了一把。2018年,网络、微信、博物馆展览展示继续成为“非遗”传播的有力渠道和媒介,传播就是保护的理念成为越来越被普遍接受的观念。

2018年,新民俗在旺盛生长。一些新的节日被创立或固化,一些新风俗被村寨或社区共同体所认同。2018年6月,湖南湘西土家“摸泥节”在北京中华民族园盛大启动。这个在2015年被策划出来的新型节日,以“感受远古女娲炼石补天、捏泥造人的大爱,体验以泥传情、摸泥示爱”为主题,几年后成了被当地人和游客共同接受的节日,并声称已成为“打造湘西生态文化公园的一张文化名片”。“摸泥节”并不掩饰其“新创世”的身份,它的成功表明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下,一些新民俗正在突破“伪民俗”的关隘戒忌,顺利获取了身份的合法性。

当然,在每一个新民俗的背后,都站立着一个地方政府的强大身影。政府保驾护航的意志与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助长了这些新民俗的创立和传播。